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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央行行长首谈人民币汇率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5-05-25 15:35:14


特里谢　欧洲中央银行行长　　资料图片



　　欧洲央行行长首谈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价值被低估，但并不只是人民币的问题。”
　　
　　最后截稿
　　
　　本报记者　徐炯　布鲁塞尔报道
　　
　　5月23日，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在向欧洲议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会做有关陈述时表示：“人民币价值被低估，但并不只是人民币的问题。”此前，欧央行评价亚洲汇率问题的公开言论均只提及“亚洲新兴国家”，而没有指出具体国名。
　　特里谢解释说：“我再次重申欧洲央行的观点，这是我在G7会议上说明的，也是从去年年初就开始强调的观点，那就是一些亚洲新兴国家的货币对于主要的国际货币，特别是对欧元和美元价值被低估了。”
　　此番表态回应了一些欧洲议会议员要求欧洲央行说明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的提问。特里谢说，让他来评论汇率问题不同寻常，但是他也说明，“现在的情况非同寻常。”
　　
　　不愿施加压力
　　相比于美国把贸易赤字问题归咎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并因此不断施加压力，欧盟委员会官员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态度显然有所区别。
　　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汇率问题上，美国国会希望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显然，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美国自己造成的。”
　　就欧盟而言，不仅与美国一样存在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并且由于人民币采取了钉住美元的政策，而在最近3年内，美元对欧元大幅度贬值，因此人民币对欧元的汇率一直在下降。即便如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欧盟并没有提出非常强烈的要求中国政府作出改变的信号。
　　这位官员进一步明确说明，欧盟并不会对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施加压力。
　　“我们对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情况只是做出说明，但并不想就这个对中国施加压力。”他说，“其实，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想法一样，我们认为采取更灵活的汇率机制，对于中国本身是有好处的。”
　　但是，他认为，把贸易赤字和汇率问题简单的联系起来并不十分恰当。他举例，中国在对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中，也存在着同样的贸易逆差问题。
　　“我们已经和中国开展了16项对话，涉及到很多问题，例如经济政策和贸易等方面，”他说，“双方已经开始互相了解，虽然有分歧，但是并不能因为有分歧而影响到双边关系。”
　　而研究欧盟架构体制的专家佐治亚斯·英格伯（Georges　Ingber）说：“对于有732名议员组成的欧洲议会，来自不同领域和地区的议员们都有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因此要求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进行说明，也就不是特别奇怪的问题了。”
　　英格伯表示，在欧盟的组织框架下，欧洲议会并不是一个具有直接执行能力的机构。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执行机构，有关具体的措施需要欧盟委员会同时提交给欧盟成员国部长会议和欧盟议会进行表决，有些政策需要提交欧盟理事会进行讨论和磋商。
　　和美国议会可以直接通过有关决议不同，欧洲议会对于欧盟委员会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而在欧盟议会，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没有像美国国会那样已经有了足够多持同样观点的议员。
　　
　　呼吁承担更多责任
　　但是，接近欧盟贸易委员会高级官员的人士也向本报记者表示，人民币确实存在着被低估的可能，因此，他呼吁中国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他说：“现在，中国应该认为自己是主要的贸易国，应该承担更多的义务。”
　　在一些欧盟官员看来，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全球经济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贸易领域和人民币汇率上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
　　欧盟服务业组织负责人帕斯卡尔·肯第尔斯（Pascal　Kerndeis）说：“美国曾帮助了欧洲和日本复兴，日本的发展带动了亚洲其他国家，例如韩国。而韩国等亚洲国家也在中国进行投资。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么快，也应该帮助其他国家。”
　　“以前，中国利用WTO为中国服务，以后，应该利用WTO为世界服务。”肯第尔斯说，“中国可以更多的向前走一步了。”
　　对于美国有议员指责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政策，“这是自由需要付出的代价。”接近欧盟贸易委员会高级官员的人士这样理解中国的出口和保留大量外汇储备的政策，他说：“而亚洲金融危机也使得中国政府加强了这方面的想法。”
　　同时他认为，现在中国可以更多的开发本国市场。他说：“如果向美国出口很多廉价产品，但结果获得的是日益贬值的美元，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但这种改变不可能很快，”他说，“我理解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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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时机　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5-05-25 15:35:15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高级经济研究员张颖：
　　创造时机　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
　　　　
　　中国需要借鉴一些顺利实行汇率机制转轨国家的经验，谨慎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使之与更灵活汇率机制的改革相互配合，以防止出现较大幅度的汇率震荡和金融危机。
　　　　
　　中国无需急于进行汇率制度改革
　　确定适当的汇率制度是各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根本。有研究表明，没有明显的资料显示采用钉住汇率或浮动汇率制度的宏观经济表现更优。各国不论采取何种汇率制度，宏观经济基础及汇率制度与财政、货币、国际收支等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是最重要的。只是在较灵活的汇率制度下，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负面影响可通过汇率的变化较快地暴露，并通过市场活动对宏观经济政策产生更强的约束力。而即使是主动改革汇率机制的国家，多数国家的改革也并非一蹴而就，而需要数年甚至10多年的时间。
　　近年来，部分国际舆论要求中国尽快实行更灵活汇率制度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并指出目前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如果错过时机，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本文认为，中国无需急于转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仍需要创造适当的条件和等待更佳的时机进行汇率制度改革。
　　主要理由是，目前中国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情况并未失控，中国的经常账户不平衡并非不可维持，中国的短期外债已经超出了国际警戒线，而通货膨胀和短期外债较高本身已使人民币的内在价值存在自我调节的压力；国际投机情绪高涨，也不利于中国推出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中国也缺乏独立性较强的、以控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的央行，缺乏完善的外汇市场；中国银行业面临着2006年底市场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的考验和竞争压力。因此，中国仍需要创造适当的条件和等待更佳的时机进行汇率制度改革，包括加强税率杠杆的调节作用，加快推进银行业改革和发展金融市场，谨慎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改革，使之与汇率机制改革相互配合。
　　
　　创造汇率机制改革的条件
　　中国可加强税率杠杆的调节作用。在实行钉住汇率制度，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自主权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就须有足够的灵活性及发挥较高程度的调节功能。特别是在当前，一些国家从贸易保护主义出发，要对中国的部分出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则不如由中国本身灵活运用税率杠杆进行调节，例如全面取消或降低出口退税，并对部分资源性产品出口适当征收出口税，有助于纾缓部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此外，上述税率杠杆调节措施一方面可增加中国的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赤字，或用这部分财政收入缓和国内贫富差距过大的矛盾及适当提高中国目前过低的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可改善中国的出口结构，尽快扭转目前中国出口产品仍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在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中由外资企业起主导作用的状况，鼓励中国真正拥有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及有较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出口，以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另外，还可缓和因中国的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顺差过大而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创造人民币汇率可双向波动的市场预期环境，以利于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顺利推进。
　　中国需继续加快银行业改革和发展金融市场的步伐。中国目前已经在积极推进银行业改革，通过相继对国有银行注资及剥离不良资产、实行股份制改革和重组以及争取在境内外股市同时上市等方式，努力转变银行的经营机制及加强企业管治，使银行增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能力。此外，中国最近已批准三家国有银行作为成立基金公司的试点，理论上也有助于扩大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和盈利来源。不过，改革措施需要相互配套。在目前中国股市低迷已持续6年，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表现大相径庭，难以较好发挥经济晴雨表和市场集资作用的情况下，会影响到上述改革。
　　此外，中国的外汇市场及银行业的外汇风险管理机制也需要逐渐完善，例如逐渐放宽外汇管制，以扩大外汇市场交易规模及增加市场参与者；建立由商业银行作为市场庄家，提供双向报价的机制；确定较紧的敞口头寸限额以限制投机；中央银行与市场之间需建立起有关政策目标包括干预的适当沟通策略；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尽快实现利率自由化。
　　中国还需谨慎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改革，使之与汇率机制改革相互配合。中国过去较为注重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有助于隔绝许多伴随资本账户自由化的风险，因为在钉住汇率制度下，资本管制可保持一定程度的货币政策自主权，使国内储蓄流向优先发展产业；防止经营尚未以市场为基础及缺乏足够风险评估和管理能力的银行和企业过度对外借债，防止短期资本流动引起的汇率波动和国际收支危机的风险。但近几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整体资本流入的比重已大幅下降，反映资本流入中国的结构日益由市场力量而非政策主导。而且在外汇储备大量积累的情况下，中国也积极放宽资金流出，以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虽然允许资本更自由地双向流动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即允许更多资本流向最好回报的地方；资本账户自由化也可为国内投资者提供更多分散化其投资组合的机会，降低集中于本国市场的风险。但成功走向资本账户全面自由兑换需要稳健的经济基础、稳健的银行体系和有足够灵活性的汇率政策，资本账户自由化和更灵活的汇率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互相依存、互为因果的关系。
　　亚洲金融风暴的教训表明，如果资本自由化的步伐过快，加上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与汇率制度的要求不协调，反而可能导致钉住汇率制度难以维持和导致金融危机；而且在风险管理机制相对薄弱及监管不足的银行体系和其它国内资本市场扭曲中，资本账户自由化也可造成资源不当分配及各种问题，包括金融机构和企业资产负债的币种、到期日和平均期限错配，及难以维持的外债水平和期限结构等问题。因此中国需要借鉴一些顺利实行汇率机制转轨国家的经验，谨慎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使之与更灵活汇率机制的改革相互配合，以防止出现较大幅度的汇率震荡和金融危机。
　　（标题为编者所加，文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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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资本外逃"考验政府"无为哲学"

2004-03-08 11:10:24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王云帆


　　
　金融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跟政府的控制能力有关。民营经济可以在体制外生长，而金融是个管制行业，无法在体制外形成气候。

　　本土机构集体“失语”

　　资本在浙江成长得如此丰饶。

　　据近期的《浙江省证券期货市场发展报告》（以下简称《发展报道》），截至2003年末，浙江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比年初新增约3630亿元，同比增长41.3％，增量和增速在全国主要省市中双双名列首位；本外币各项存款则比年初新增近3520亿元，同比增长29.6％，增量和增速分列全国第二位和第一位。

　　更难得的是，去年末浙江金融机构本外币不良贷款比年初下降3.09个百分点，所有机构和地区都实现了不良贷款“双降”，信贷资产质量创下历史最好水平，为全国翘楚。

　　浙江金融运行的佳绩，无疑依托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这一点，从新增贷款投向上一目了然：2003年，浙江工业类贷款增幅近33％；基本建设贷款增幅约63％；个人消费信贷去年新增近634亿元；连农业贷款也同比增长了70.6％。

　　遗憾的是，收获这份丰饶的并不是浙江人自己。

　　2000年10月，随着福建兴业银行在杭州落地，11家全国性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都在浙江扎了根，但这里面并没有浙江本土的商业银行。

　　“这使得每年浙江地区的巨额存贷差大量流向其他地区，而不是服务于浙江本省。”浙江一位金融专家向记者介绍，在其他金融领域，本土机构同样面临“失语”的尴尬，“尽管中国人寿近年的几张大单全部来自浙江，可浙江迄今并没有一家自己的保险公司。本来金融租赁倒是浙江金融的一个特色，可浙租（浙江省租赁有限公司）又在2002年被北京的明天科技接手了。”

　　资本市场上的一幕如出一辙。尽管呼风唤雨的浙江财团习惯上演大开大阖的“资本秀”，但浙江本省的券商却式微依旧。

　　据统计，目前浙江共有六家券商。即便经过了2002年证信分离的那一轮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最多的天一证券也就10.02亿元，其余的都不足10亿，而其他多数省份，省级券商的注册资本都在20亿以上。目前浙江6家证券公司的平均注册资本仅为6.05亿，而全国124家证券公司的平均注册资本是8.4亿左右。

　　据《发展报告》统计，2002年，浙江在资本市场上的总交易额为5485亿，列全国第六，但本土券商中总交易额最大的金信证券仅交易了近1158亿，差不多是海通证券的1／8。

　　在承销业务方面，浙江券商更是近乎“销声匿迹”。自2001年来，全国共有38家券商担任了100多家上市公司的主承销任务。截至2002年底，有62家企业在境内外证券市场上市，2002年浙江有8家企业成功IPO（其中5家A股，3家H股），但本土券商只有天一证券和浙江证券曾分别承销过1家。

　　2002年8月，天一证券已将总部从宁波搬到了上海。而另一家老牌券商浙江证券，也于同年同月的29日，被北大方正集团收购了51％的股权。

　　“无为理念”的挑战

对于这种“背离现象”，浙大天则经济研究所金融与资本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副教授汪炜分析说：“金融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跟政府的控制能力有关。民营经济可以在体制外生长，而金融是个管制行业，无法在体制外形成气候。这跟以前浙江政府的无为理念有很大关系，这直接导致了浙江省在体制内资源的整合力度不够。”

　　对于汪炜的解释，浙江券商的股本构成是一个清晰的注脚。

　　根据《发展报告》显示，浙江的六家券商（金通、金信、天和、财通、浙江、天一）股权普遍高度集中，6家公司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54％以上。而且按股权性质分析，它们的第一大股东和大部分股东的股权都属于国有法人股。这六家中，天和、财通两家100％是国有法人股，金通、浙江证券两家国有法人股权比重在90％以上。除天一外，其余5家机构平均国有法人股权所占比例为91.49％，集体经济股份占4.6％，民营经济股份占3.91％。

　　在2002年证信分离大重组后，浙江券商的股权结构大多没有实质进展。如刚改组的财通证券，原先就是浙江财务开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而浙江财政厅掌握这家财务开发公司100％的股权，它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进行架构重组后，注册资本从2亿元增至5亿，但浙江省财政厅仍将通过财务开发公司拥有90％以上的绝对控股权。

　　与证券相比较，浙江的期货代理机构的发展水准值得称道。

　　虽然浙江13家期货经纪公司的股权结构同样比较集中，但在2002年，期货代理总额、期货代理总额增长率、期货经纪公司平均代理三项指标都位于全国前列。其中代理总额达到4119.9亿，站全国10.7％，居全国第四。平均代理规模更是到316.9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3％，居行业翘楚。

　　其中，浙江现在最大的期货公司———永安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已经连续六年排在全国前十位，2003年经营规模全国第二位。

　　“出现券商和期货的反差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以前经营系统的限制。”汪炜教授分析，证券公司都是在原有的金融机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期货公司并不尽然。比如说永安期货脱胎于原来的浙江省协作办；中大期货，中大公司也不是金融机构；南华期货是民营企业南都集团最先投资的，后来又转到了横店集团名下；天马期货，则是物资局开办的。

　　“它们的缘起都是做商品贸易的各个部门，然后因为期货市场何为他们规避风险，开始成立这个公司。所以，尽管也是管制行业，但地方政府在它们的成长过程中，实际关联度不大。”汪炜说，恰恰是在这个“与地方政府关联度不大”的行业，“诸如，保证金封闭运行、电子交易信息化这些全国领先的体制创新，浙江省都争取到了试点。”

　　“台州启示”

　　事实上，对浙江各地方政府而言，更直接的考验来自民间金融的现实困境。

　　尽管金融属于国家管制行业，但浙江本土金融中最值得骄傲的，恰恰是当年无心插柳的民间金融。

　　据悉，在鼎盛时期，仅温州一地就有200多家基金会，170多家信用社。正是这些民间金融机构的存在，极大推动了温州民间产业的昌盛。而这种成绩的取得，无疑也是因为温州政府早年对这些地下金融的“默认”。

　　可是，随着国家金融统一监管的加强，温州的台会如今已几乎消失，其他民间金融组织形式也基本被归并到了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联社。而在这场运动中，温州政府依然奉行了它的“无为哲学”。

　　但在邻近的台州，民间金融却在完成一次化蝶式的蜕变。

　　与温州一样，台州的城市信用社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产物诞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这些经营着部分银行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其灵活的机制，既刺激了金融竞争的出现，也大力推动了地方经济建设。

　　但由于城信社出身复杂，加上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立法可以规范，部分城信社风险逐步暴露。

　　后来，台州市委、市政府决定一揽子解决城信社问题，成立了台州城市商业银行组建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市长担任组长，指定组建工作方案。至2002年3月，在台州原城市信用联社、银座等8家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台州市商业银行经人民银行批准成立。

　　“政府这样做，是主动把自身的信用嫁接给有实力的民间金融。”汪炜说。

　　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通过对温台民间金融的长期观察，也总结出类似的一个论点：在民间金融的整合上，有管制传统的台州比信奉无为的温州更有作为。

　　台州案例说明，体制外的民间金融如能被顺利地纳入体制内，将是浙江本土金融机构壮大的又一条捷径。但这无疑更须仰仗政府的积极“推动”，而不仅是“默认”。

　　值得关注的是，浙江省在最近的几个大手笔，似乎已开始显现地方政府主动创新的欲望。

　　其中的一个典例是，浙江正在全力重组浙江商业银行。据悉，这家原由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占25％）、中国银行（占40％）、交通银行（占20％）、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占15％）合资组建的，4000万美金注册资本的老牌本土金融机构，正面临一轮空前的换血运动———浙江省政府决定收购除浙江国信外所有股东的股权，同时引入10家省内的民营企业，以将注册资本增至10.6亿，其董事长，将由原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国信控股公司董事长蔡惠明担任。

　　消息人士透露，浙江此举的目的，直接指向一家今后能抗衡广发、兴业等的全国性商业银行——不过，或许是金融机构的民营化对中央有关监管部门依然是个敏感话题，在这次的重组方案中，浙江省国信依然将占有51％的绝对控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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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住资本外逃“中转站”

2004-08-09 15:23:01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陈楫宝 尹伊


　　
　 该专题工作组将由央行主导，目前可能参与的有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央行反洗钱局和银监会政策法规部，至于证监会方面参与部门则尚不清楚。

　　针对近年资本外逃的不良行为，中国正在酝酿掀起一场风暴。

　　这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是包括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西萨摩亚、百慕大等加勒比海所属和太平洋所属的等众多全球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

　　因低透明度和极度宽松的管理制度，被各类资本视为“避税天堂”的上述弹丸之地，也成为资本外逃的“中转站”，此次它们被中国政府盯上，有关部门将制订相对措施，对利用该“中转站”进行资本外逃的不良行为严加防范。

　　由此，那些继续或将要通过离岸金融中心进行资本非法外逃的中国企业或个人，其企图将愈难得逞。

　　据记者获得的确切消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银监会和证监会等四大金融监管机构，日前正酝酿成立专题工作组，调研并提出遏制资本恶性“中转”外逃的具体解决措施。据称，该项专题调研已经悄然进行了一个多月。

　　重要批示

四部门的联合调研缘自国务院高层的重要批示。

　　据国务院相关部门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6月7日和14日，温家宝总理和黄菊副总理相继对名为《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的报告作出批示，温总理分别给央行行长周小川和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作了批示，黄菊副总理则批示给国家外汇局局长郭树清和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并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尽快洽商提出解决办法。

　　实际上，该报告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报告《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中的一部分。

　　据记者获知，该课题于2003年初立项，2004年年初完成，该课题负责人系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该课题完成后，商务部将其重点内容刊发在其官方网站，部分内容被辗转转载，引起了国务院高层重视。

　　这场针对资本外逃的风暴究竟能刮多大，风力有多强，可能会出台哪些严厉的具体措施，均为外界所密切关注。

　　记者在联系四大金融监管机构要求采访时，均被以事涉敏感等理由拒绝。记者也多次试图联系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采访，也被婉拒。

不过，上述知情人称，从目前该专题工作组的初步构成来看，此次调研分量之重，一目了然。

　　据悉，该专题工作组可能由央行主导，目前可能参与的大概有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央行反洗钱局和银监会政策法规部，至于证监会方面参与部门则尚不清楚。

　　“央行反洗钱局的职责就是组织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研究和拟订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则和政策。”该知情人士分析说。

　　据悉外汇局局长郭树清亲自批示将该项工作列入管理检查司今年工作计划。“外汇局管理检查司有四项职能，其中督查职能有两项，其一是监督经常项目下的汇兑行为，对超比例、超金额的经常项目下的售、付汇进行事前的真实性审查，另外就是有权检查违反外汇管理法规的活动，协助公安、工商、税务、法院调查处理涉及外汇的违法案件。”该知情人士解释。

　　8月6日，记者获得的最新消息称，由于国务院高层高度重视，商务部将继续进行该课题的后续研究。

　　“中转站”已成“外资”主要来源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离岸金融中心异军突起，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对许多国家的金融管理体制乃至全世界资本流动模式的发展演变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中国而言，离岸金融中心投资迅速增长是近年来中国资本内流中的突出现象。

　　在截至1999年的中国利用外资来源统计中，英属维尔京群岛仅次于中国香港、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省、新加坡而位居第六，合同外资金额204.05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93.95亿美元。

　　此后，加勒比海离岸金融中心在中国外资来源地排行中的名次逐年上升，到2001年，英属维尔京群岛已经成为仅次于香港特区的中国大陆第二大外资来源地，开曼群岛名列第九。

　　2003年，按照实际投资金额排行，英属维尔京群岛、西萨摩亚、开曼群岛分居中国大陆第二、第八、第九大外资来源地。2004年第一季度，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对中国实际投资金额分别为17.52亿美元、7.52亿美元和3.07亿美元，在中国外资来源地中分别排行第二、第七、第九。

　　与此同时，据民间估计，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的中国离岸公司也已经数以万计，其中不乏新浪、网易、金蝶、联通等知名公司。

　　显然，离岸金融中心资本流动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是，离岸金融中心同时又被外界称之为资本黑洞。在这些资本黑洞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中转站”五宗罪

记者辗转获得了该份较完整的课题报告。该报告用了较大篇幅充分肯定了“离岸金融中心在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中地位上升，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又指出，“离岸金融中心在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中地位上升也给我国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具体而言，该报告指出五宗罪：一宗罪：为腐败分子、不良商人提供侵吞国有资产和公众财产的途径。在这份报告里，本报2004年2月9日披露的“中科健案”和2003年对于女亿万富豪何燕的系列报道，均被课题组列为此典型案例。

　　报告指出，大多数规模庞大的现代企业都是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企业，因此存在代理风险，掌握经营权的经理人可能侵占股东资产，掌握控股权的大股东也有可能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由于当前的中国商业法规不够健全，这种代理风险相当高，而离岸金融中心恰恰为这种侵占行为提供了便利的资产转移渠道。

　　这种资产转移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关联交易掏空上市公司资产，二是隐蔽公司股权收购方的真实身份，低成本侵占公有股权。

　　目前，中国国内兴起汹涌的并购浪潮趋势，大大便利了借助离岸公司“收购”公有股权的手法，而且由于政府监管部门紧急禁止通过管理层收购(MBO)转让国有股权，某些企业管理层便通过信托公司、离岸公司等其它表面上的非关联企业收购国有股权，从而规避监管部门的上述措施。

　　第二宗罪：推动资本外逃规模进一步膨胀，进而对人民币汇率安排和货币政策运作产生重大压力。

　　报告认为，中国资本外逃规模极为可观。而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开曼群岛等加勒比海离岸金融中心是中国大陆资本外逃然后回流的“中转站”，这在国际财经界属于公开的秘密。资本外逃是国际游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来源，2002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游资大规模内流对人民币汇率施加了沉重的升值压力，并严重干扰人民银行遏制信贷规模增长失控的货币政策。

　　第三宗罪：造成潜在投资争议。引起广泛关注的仰融案就最为典型。仰融与辽宁省政府争夺华晨股权，仰融一度借助其控制的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在华晨中国的注册地百慕大起诉华晨中国及其四位董事，以及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新华晨集团有限公司等。

　　第四宗罪：便利公司欺诈。报告指出，利用离岸金融中心的便利条件进行的欺诈行为主要有以下两种：虚增资产和虚增经营业绩。

　　虚增经营业绩往往是为了上市恶意“圈钱”，但虚增经营业绩通常需要支付相应的较高税收成本。企业如果利用离岸金融中心对离岸公司的免税待遇，就可以低成本虚增经营业绩，实现其“吹牛不上税”的目的。这种财务造假行为相当普遍，以至于香港形成了一条龙的财务造假“上市包工队”。

　　近年来，内地民营企业纷纷通过在百慕大等地注册离岸公司的方法曲线海外上市，在赴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中，这类海外注册公司占大多数。2001年末以来，海外上市内地民营企业相继遭受财务造假质疑，有些已被证实有商业犯罪行为，而这些企业全部是海外注册的离岸公司。

　　之所以如此，至少部分原因是这些公司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超出了内地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范围和能力，从而形成了监管真空。

　　第五宗罪：转嫁金融风险。随着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的增长和对外资企业国内信贷政策日趋宽松，外资企业的信贷风险问题也日益显著。

　　由于离岸公司无需公布其资产负债情况，社会公众和金融机构难以得知其真实债务水平。并且，离岸公司之间、离岸公司与其他非离岸公司之间的资产和人事关系无需公开，社会公众和金融机构难以得知通过离岸公司进行的资金调度情况。因此，借助离岸公司工具，一家集团公司能够在集团整体债务水平很高的情况下，将其控制下的信息披露义务较高的子公司帐面债务水平保持在较低水平，而集团整体的高负债不为人所知。

　　在中国，外资企业借助离岸金融中心推行高负债经营，最终发生债务违约而殃及向其在华子公司放款的中国金融机构，这样的案例已经不止一例。最典型者莫过于印尼金光集团及其下属亚洲浆纸业股份有限公司(AsiaPulp＆Paper，APP)债务危机案。2001年，APP公司负债总额超过百亿美元，因现金流量不足以偿付债务本息而爆发债务危机，至今仍在与国际债权银行谈判，尚未开始向境外债权人还债。根据当年2月APP总裁黄志源致海南省的函件，债务危机爆发前APP在中国内地各银行总共借入约1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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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局三大杀手锏狙击国际热钱

2004-11-08 15:30:48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杜艳


　　
　　美元正在失去往日的魅力。

　　11月4日，上海外滩，游荡在一些商业银行门前的黄牛们没有了以往兑换美元的热情。当天，黑市交易美元的买入价为8.21元(卖出价8.24元)，低于银行8.2144元的现钞买入价。而在平时，黑市价格一般会高于银行牌价5个阋陨稀?/P>

　　黑市美元价的急转下调并非偶然。前不久，10月下旬，上海的黑市甚至出现了拒收美元的现象。

　　美元在黑市的暗淡走向，与国内居民结汇意向强劲、企业“外借中用”的趋势相吻，这些由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的表象，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上表现出一条坚挺的上扬线。至9月底，中国外汇储备扣除注资中行、建行的450亿美元外，余额为5145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1113亿美元，同比多增136亿美元。

　　对于国际收支的持续净流入压力，国家外汇管理局给予了密切关注。11月3日，国家外汇局副局长马德伦亲临上海，就短期外债情况进行调研。

　　而前一天，11月2日，外汇局酝酿已久的三项大动作———查处违规结售汇、打击非法外汇交易、反洗钱，同时反映在其官方网站上。

　　一方是汹涌而入的境外资金，一方是严密控制的资本防线，两者的较量随着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不断升级。

　　热钱再袭中国

2004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继续了2003年以来的高增长态势，以月均100多亿美元的速度递增。外汇局的统计数据显现出一帘强劲的递增数列。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分析，外汇储备的加速增长始于2001年。当时美元8次降息之后，开始出现人民币与美元的利率倒挂，“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开始抬头，并在2003年伴随着美元加息周期的到来而越发强劲，国际资本随之加速流入中国和日本。“现在外汇流入的压力非常强大，而且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钟伟对下一阶段中国外汇储备压力的缓解并不乐观。

　　这种压力，从外汇局近期的表态中亦可见一斑。

　　10月12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针对市场情况表示：“单边豪赌人民币升值是一种不明智的投机冒险行为。”这种措词严厉的警告背后，是国际热钱针对中国的再一轮涌入压力。

　　钟伟认为：“现在已经进入了国际热钱和中国单边较劲的时刻。”虽然完成热钱的具体统计是一件极有难度的工作，但包括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等在内的数位经济学家均认为，“中国面对的热钱压力不比去年弱”，热钱的数量可能超过去年。

　　目前，在中国政府强硬回击了又一轮人民币升值炒作之后，部分国际投资者开始在香港寻求突破的机会。10月份起，香港金管局开始遭遇空前的热钱袭击，有香港消息称，10月份国际游资已经对香港注入了10亿美元。10月20日起，金管局数次入市干预，抛出数十亿港币稳定市场。

　　11月，博弈在继续。

　　11月2日，国家外汇局集中抛出了三大工作报告：《严厉查处违规结汇行为，积极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密切关注国际收支动向，坚决打击国际非法交易》，以及中国反洗钱部门发布的第一份报告——《2003年中国外汇领域反洗钱报告》。这被分析人士视为监管层“关注国际收支新动向”的风向标。

　　尽管外汇局的官员认为“这三份报告放在一起，可能是一种偶然，你们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但经济学家们更愿意相信，这不是简单的巧合，其中暗含的外资净流入压力值得关注。而外汇局在文章中表达的“今年，我国在贸易顺差下降甚至出现逆差的情况下，外汇资金依然保持较强的净流入态势，贸易结售汇顺差进一步扩大，资本净结汇占比上升。国内外汇供过于求的状况更加突出，影响了金融宏观调控效果”，不失为对当前外汇储备压力的客观陈述。

　　资金三路入境

是谁在操控国际市场的资本流动？人民币升值预期与中美利差的倒挂，无疑是指挥资本流动的标杆。而在中国实行资本管制的情况下，逐利资本皆设法绕道前行。

　　一位外汇局人士分析，资本净流入的态势，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在三个方面有着集中体现。

　　在贸易领域，出现了“外汇顺收大于外贸顺差”的现象；在非贸易领域，个人因私汇款收入呈现跳跃式增长；资本层面则突出表现在外资银行和外商投资企业利用中、外资银行在外汇贷款结汇以及中、外资企业在外债管理等方面的差别待遇，采用“借国内外汇贷款—国内外汇贷款支付进口—出口收汇结汇—归还人民币贷款”、“借国内外汇贷款—国内外汇贷款结汇—归还人民币贷款”等形式，进行本外币债务置换，从而形成上半年以来国内短期外债和国内外汇贷款双增的局面。

　　据外汇局统计，上半年我国外债余额和流量大幅增长，截至6月底已达2209.8亿美元，比去年末增长14.12％，外债净流入量约为去年同期的6倍。

　　而在个人外汇收支方面，舒缓资金流入的压力也依然艰巨。据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透露，该行今年以来的个人结汇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约50％左右，虽然没有出现突击结汇现象，但一直保持着比较大的业务量。

　　除此之外，一外汇局分局的人士透露，去年以来的很多惯用的规避管制、输入资本的方法依旧在继续。

　　今年年中，外汇局出台了《境内外资银行外债管理暂行办法》，企业结汇途径受挫，企业对外汇的使用方式可能发生变化，资本项目的流入压力随之向贸易项目转移，并进一步扩大“外汇顺收大于外贸顺差”的局面。其中较为常用的模式是“外汇贷款—预付进口货款—预收出口货款—结汇”，它绕过了国内外汇贷款不能结汇的规定。目前，有企业甚至改变了以往来料加工差额核销的方式，实行全额付汇、全额收汇，以充分利用外汇降低企业资金成本。

　　具体而言，一些在华投资企业采取延迟利润汇出、外贸企业预收货款、个人化整为零结汇等手段，在合规的途径下达到规避管制的目的。以南方某市为例，2004年1－7月份，预收货款676笔，金额2184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95.4％、56.3％；预付货款249笔，金额1762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4.7％、153.9％。

　　宋国青分析，企业大量借用外汇贷款，除了利差的诱惑外，还受到今年宏观调控企业贷款困难的影响。由于银行收紧了对房地产等过热行业的信贷，不少企业就借助一些外资企业的资金使用便利，将外汇结成人民币缓解资金困难。

　　中国的压力与难题

“今年，除了个别月份外，我们都是贸易和资本项的双顺差，这只能带来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而持续的双顺差不是中国政府追求的目标。”钟伟认为，中国政府追求的是国际收支平衡或略有盈余，但目前无论是经常项目还是资本和金融项目，都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钟伟说，过去几年我国一直处于贸易项目顺差减少、资本项目顺差增加的趋势。贸易项目顺差减少反映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进口增加，这是一个让人担忧的信号。

　　从贸易项的结构看，一种分类方法是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反映的是“本土设计、有自主生产能力、原产地在中国的产品贸易”，但这部分我们过去一直处于逆差；相反，加工贸易的顺差却在增加。“中国更多充当的是世界装配厂的作用，贸易收入很大，但是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很有限。”钟伟说。

　　非但如此，随着中、外资企业税收等待遇的逐渐平等，外商中长期投资将有所回落。而短期外债的飙升，更是隐藏了较大的金融风险。“(短期外债)流入的渠道非常复杂，中国的短债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15个点，需要重点关注。”钟伟说。

　　而即便不考虑今后的变化，仅就目前而言，由于货币与汇率政策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外汇大量流入也造成了货币政策执行上的被动。

　　宋国青认为，货币政策的目的在于保持货币供应量的总量平衡，但有管理的汇率制度却在维护汇率稳定的同时，使央行在控制货币供应量方面只能被动操作。外汇的持续流入不断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量，这与央行今年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显然背道而驰，大大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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